有学者指出，在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负面影响时，各国主权信用评级或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疫情给经济造成“休克打击”，要实现“心肺复苏”就要向市场大量输血，最为传统的方式是降低利率释放流动性。疫情暴发前，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均已长期处于低水平，降息空间极为有限；反倒是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基准利率较高，降息空间较大。不过，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虽然发达经济体降息幅度不大，但投入市场的流动性却远远超过发展中经济体。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费尔利在一篇最新论文中指出，低利率时代，发达经济体应对疫情使用的基本是非传统金融工具，如中央银行担保贷款、扩大资产负债表、放松宏观审慎措施、限制金融机构分红和回购等。

　　费尔利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购买美国国债和抵押债券的规模已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欧洲央行7500亿欧元公共和私营证券购买规模也已经占到欧元区GDP的6%。

　　费尔利分析，之所以能大量使用非传统金融工具，最主要是因为发达经济体此前主权信用评级较高。评级越高，主权主体举债利息越低，国际融资成本也越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凭空变出”资本救市，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正是高信用评级；而欧盟内部争论要不要以欧盟名义举债的原因，也在于高评级国家不希望低评级国家“搭便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权信用评级较低的国家，特别是包括部分新兴经济体在内的非洲、拉美国家是此次疫情导致的金融风暴的直接受害者。即便其国内疫情蔓延得到控制，金融市场资本涌入发达经济体、借贷利息高企都会让这些主权信用评级相对较低的国家不容易摆脱疫情引发的经济困境。

　　近年来，现有主权信用评级机制备受争议，不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打破由几家机构垄断信用评级的现状。此次疫情再次暴露这一国际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问题。

　　除了主权信用评级，还有不少金融机构尝试从其他角度分析疫情中世界经济的“短板”在哪。例如英国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埃信华迈公司专门编制了“新冠疫情脆弱指数”，用来衡量哪些国家在疫情中最易受打击。

　　“新冠疫情脆弱指数”中最为重要的加权指标是“经济脆弱性”，影响这一指标的主要因素包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政府财政收支状况、劳动力自雇比例等。严重依赖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型经济体更易受疫情直接打击，原本负债累累的经济体也易受疫情影响。根据这一指标，爱尔兰、新加坡等外债规模、进出口额占GDP比例较高的国家在疫情中面临风险较大。

　　综合国内政治环境、医疗条件、人口结构和居住密度等因素，“新冠疫情脆弱指数”显示，疫情下全球最脆弱的地区是非洲和拉美地区。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失业率大幅上升、欧盟推出高额经济救助计划等消息极为吸引眼球，但这种“剧场效应”往往让外界忽视了全球抗疫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状。从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视野中看，当下世界经济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超越了疫情本身。